一、先认四个败仗，才配谈“用兵真如神” 大家都非常清楚，遵义会议奠定了毛泽东在工农红军中的地位，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。实际上，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才真正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央红军的指挥权。尤其是，这种奠定不是从胜利走到胜利，而是从失败走向胜利。 1956年9月10日，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：“我是犯过错误的。比如打仗。高兴圩打了败仗，那是我指挥的；南雄打了败仗，是我指挥的；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，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。” 毛泽东所举的四次败仗，高兴圩发生在第三次反"围剿"末期，南雄发生在第四次反"围剿"开始之前；其他两个，则都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——一个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，另一个是三渡赤水前的鲁班场战斗。 二、高兴圩：把“非嫡系”当成软柿子，结果拼成了血战 1931年9月第三次反"围剿"中，蒋介石因陈济棠反蒋而实行总退却，中央红军追歼蒋鼎文第九师和蔡廷锴第六十师、六十一师。蒋鼎文师为蒋军嫡系，红军未集中主力便歼其一个旅，俘2000人枪；毛泽东集中红军主力（彭德怀的三军团、林彪的红四军及方面军直属红三十五军）打非嫡系的蔡廷锴，未料竟打成一场持续数日的血战。 战场在距兴国40里的高兴圩。从白天到黑夜再到白天，红军反复发起冲击，双方数十次用刺刀拼刺。放牛娃出身的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驱策战马、挥舞战刀，身先士卒；医牛病出身的蒋军代总指挥蔡廷锴手持双枪，亲率指挥部压在第一线督战。 高兴圩成为第三次反"围剿"持续时间最长、战况最烈的一仗，红军徒涉以西河流时遭受重大伤亡，红三军团四师师长邹平、红四军十一师师长曾始莪均不幸阵亡。后来红军主动退出战斗，蔡军也因伤亡过大未加追击。国民党政府战史汇编称此役"实为剿匪以来最胜利最激烈之血战"。 南雄之战发生在1932年7月，乘蒋军围攻鄂豫皖苏区，中央红军进攻粤军余汉谋部，也是损失较大，未达到作战目的。 《长征组歌》中唱道："四渡赤水出奇兵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。"两次败仗与用兵如神之间，是什么关系呢？ 弄透这个问题，才能知道一个领袖人物，其伟大是从哪里来的；长征的队伍之所以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溃散、最终夺取胜利，其生命力是从哪里来的。 三、把川军当成“双枪兵”：情报没缺，缺的是不轻敌 遵义会议不但产生了红军新的领袖，而且产生了红军新的方向：经川南渡江转入川西北，协同四方面军实行总反攻，争取赤化四川。同时致电四方面军，指示其"向嘉陵江西进攻"，配合中央红军北上。 但是，新的方向一开始就潜伏着非常大的危机。此计划的重大缺陷，是严重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。当时中央红军对川军比较了解，因为刘伯承长期在川军中工作过，聂荣臻对川军也很了解，他们都是四川人。 川军与红军交过手，尤其是对鄂豫皖苏区的"围剿"，川军出川作战后懒懒散散、拖拖拉拉，作战效能很差。这样，中央红军就产生了错误的估计。 长征之前，当川军田颂尧部对红四方面军的三路围攻失败后，苏区中央局机关报《斗争》就称川军"全部瓦解"，“战斗力全无”；甚至一支妇女赤卫队也"缴了一团白军的枪"；川军各部"兵无斗志，纵令开到前线难保不以送枪送弹而终"——对川军极其轻视。 长征到贵州后，红军打了黔军王家烈的部队，称黔军为"双枪兵"（枪杆子和烟杆子），觉得黔军战斗力太差。于是又认为川军与黔军差不多，内部四分五裂、普遍吸食鸦片、纪律涣散、只会打家劫舍。 对川军装备优良、注重训练、各级均设军官教导团或教导队的情况，以及四川从1912年到1933年470余次混战、刘湘部几乎无役不与、作战经验相当丰富的情况，中央红军的主要领导者基本不了解。对川军的战斗经验和战斗力估计严重不足，所以赤化四川的计划一提出来就潜伏着失败。 四、刘湘看准了郭勋祺：军阀的算盘，比红军估的“双枪兵”精得多 1月25日，红一军团进占土城并向赤水城推进，赤水城却被川军将领郭勋祺率领的两个旅先期占领。有必要审视一下这个对手。 郭勋祺与四川籍共产党人杨闇公、刘伯承、陈毅等人都有很深的交往。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川军大肆搜捕共产党人，郭勋祺曾将几名共产党人安置在自己公馆、装扮成弁兵亲自护送上船去武汉；陈毅被困重庆找到郭勋祺，郭留陈住一夜，次日将其化装、坐上自己的轿子、派亲信副官护送上船赴武汉。 郭又得知杨闇公也要去武汉，转告千万不可外出活动，但杨去武汉心切，化装上船后不幸被捕遇难。 郭勋祺是共产党人的同情者，这些活动被人向刘湘告密，说他通共。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刘湘把郭勋祺留了下来，但做了防范：撤其旅长之职升为副师长，不让他掌实权。 刘湘之所以不把郭一撸到底，原因之一正是考虑到郭与共产党有关系，日后也许有要用之处——这就是地方军阀用人的逻辑：郭勋祺通共，刘湘照样用他；为了生存，地方军阀要和各方面协调关系，不能完全听从蒋介石，手中要有牌。 1935年1月，蒋介石命令刘湘派三个师入黔阻击红军。刘湘先派一个旅，蒋